在金先生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根据他的哲学主张或说成见写成的，因而不是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
心之已发，气已用事，气蒙蔽了理，才有恶的出现。可惜，朱子本人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
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大学或问》讲未感之时至虚至静，无所谓善恶得失，是从未发说来。（真德秀，第46-47页） 照这个材料，黄榦从张载提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起，用朱子思想对张载论性的各种说法作了诠释。他讲的是发出之时气的用事与否，则这里的讨论就和朱子学传统中的气未用事的未发论不同了。气质之性派往往持未发不中说，而天地之性派往往持未发为中说。
程子又有‘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之语，又于所作《好学论》言性之本而后言‘形既生矣，则又疑所谓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于人性果何预乎？曰：张、程之论非此之谓也。数百年而后，犹有持无善无恶之说以惑世，反诋前贤为非是者，岂不大可笑哉。故所依托者不变易， 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因此理学必须回向早期儒学，将儒学建基于经学，以修己治人为根本，由经义而治事，经世济民。……吾意理云心云，皆有可议，立身之道，发乎情，不能一断以理。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一变而为晋人之清谈，即好为新奇之议论，于是社会遂有不安之状，然刘伶之徒，反对礼教，尚是少数。
此数言之褒语，实在是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孔子认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
乞差烜在外差遣，将带桧家庙归建康府，令熺别立家庙，庶合礼制。……这样的‘哲学，对于现代西方（尤其是英美）反倒是陌生的，职业性、专家化、学院派的诸种属性在这种模式中被最大限度地稀释掉了，这是在移植和涵化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特有变形。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
又《昭公十五年》叔向曰：礼，王之大经也。今之哲学，与清谈何异？讲哲学者，又何其多也。当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越发达，中国就愈益隐而不见。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
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晋文公从咎犯之言，以政治为德教，致力于培养民众之德性，并由德性以造就民众之行为，卒用以致霸。
由此而论，较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则更加没有灵魂。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
所以后人老想打倒宋明的理学，不能不先建立一种科学的新经学。……夫讲西洋哲学，尚有一定之轨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核查原文。至明代，合族共祀已渐趋普遍，邱浚《重编琼台会稿·阙下林氏孝友祠堂记》：然而说者卒谓祀尝止于四代，过则为僭。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
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
刘笑敢认为：自胡、冯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故凡关于证明之文，概从芟略云云。
今此著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造就什么样的行为。
而善用格义之学，借鉴西洋哲学观念，重新理解吸收古人思想，形成今日所需的哲学，而不是编织‘哲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哲学史，求珠还椟，面向未来，或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形而上的纯理思维，再创思想的新高。法令极大地改变了秦民的行为，完全符合商鞅的预期。用传统的语言说，南宋儒学的重点在‘内圣而不在‘外王。不过，无论胡冯二先生如何争论，他们还是有一共同认识，即将儒学视为中国之哲学，并以之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将晋文公之教概括为政（德）教—德性—行为模式。这样，中国哲学史学史便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元理论或史观的进展，一是元理论下所获得的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
我们也知道有些读者一定要代梁先生抱不平，说：‘梁先生分析的那样仔细，辨别的那样精微，而你们还要说他笼统，岂非大冤枉吗？是的，我们正因为他用那种仔细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别， 所以说他‘笼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但是，从史学研究的常规来说，研究者对于史书中大而化之的总括性描述并不能直接接受其票面价值。试问，不能深入历史情境之中，只是援引西洋哲学，追求哲学之系统条理，欲不涉附会，可得乎？这一道理胡适也是明白的，他曾批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曰：我们在这里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观察也犯了笼统的大病。
如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一、二篇为自然哲学概念范畴，第三篇为人生哲学概念范畴，第四篇为知识论概念范畴，在基本结构上明显承袭胡适而在局部略有调整。文如三代礼乐制度，若丧，便扫地。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陈寅恪又进而讨论及于格义与合本之区别：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若究其议论本原处，亦只自老庄中来。王元化进而论曰：汪氏的阐释有需辩者，寅恪所谓新儒家乃指宋代之新儒学。
所以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基于文本对勘，可推论姑不论满文本译自《数理精蕴》本，抑《数理精蕴》本译自满文本，要之此二本同出于一源，则无疑义。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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